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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任故宫院长都写了什么书?好看吗?

来源:未知 编辑:健康养生 时间:2019-04-19
导读:4月8日,故宫博物院网红院长单霁翔退休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。在他任内,开放宫门、推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创产品、94年来首度开放故宫夜场千姿百态的新玩法让故宫活了,也让院长火了。 诸多媒体在对单霁翔表达敬意之时,常常引用他的金句:故宫历史上有六任院长

4月8日,故宫博物院“网红院长”单霁翔退休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。在他任内,开放宫门、推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创产品、94年来首度开放故宫夜场……千姿百态的“新玩法”让故宫“活了”,也让院长“火了”。

诸多媒体在对单霁翔表达敬意之时,常常引用他的“金句”:“故宫历史上有六任院长,我是第六任。每一任院长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,但是每一任院长都没有好下场。”听闻此语,让人叹息,也让人好奇,故宫历任院长都是什么样的人?今天,我们通过故宫历任院长出版的专著一起来认识他们,故宫院长都写什么书?有什么特点?好看吗?

前代院长:专业考古,兼职做院长

以2000年为分界点,在此之前故宫的“前代院长”与进入21世纪后故宫院长们的著述风格和主题存在明显差异。要司管故宫,先得懂古迹保护、懂文物管理,因此,2000年之前,具有考古学背景的专业人士成了故宫院长首选。“前代院长”中,张忠培、吕济民都是如此,他们的著述也更偏重专业性。

张忠培

张忠培于建国初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,随后在吉林大学长期任教,与此同时,他还主持全国多地的大规模考古研究工作。1988年,时年54岁的他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。如今,张忠培流传最广泛的是《中国考古学:走近历史真实之道》,全书收录24篇论文、访谈,是一本考古领域的专业性著作。书中收录的文章,极具上代学人的风貌,着墨大问题,多是探讨“中国考古学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思考”、“浅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”这一类的宏大命题,每篇文章的话语风格,老先生都像上一堂课一般,娓娓道来。

 

《中国考古学:走近历史真实之道》

与张忠培类似,1991年出任故宫代院长的吕济民也精于特定的专业领域,不过,他的视线已经慢慢转向故宫。2004年,他的专著《中国博物馆史论》出版,盘点了全国多地的博物馆及其给今人带来的启示。这本史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,当谈及博物馆所面临的困境时,用大篇幅谈了“搞活创收”的问题,并提出“经济收入”和“教育作用”是两条衡量博物馆办得好坏的主要尺度,将这样的论述置放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背景下,颇具创见,也形塑了今人对博物馆的基本认知。

 

《中国博物馆史论》

21世纪以来的院长:专著更聚焦故宫

郑欣淼是故宫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位院长,他的专著风格与前代院长极为不同。他不再从考古或者博物馆的视角来看故宫,而是抓住故宫本身,提出与“敦煌学”相呼应的“故宫学”。所谓“故宫学”,就是“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,集整理、研究、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学科。换言之,故宫学既是一门独立学科,也是一门知识或学问的集合”。

《故宫学概论》是郑欣淼的代表作品,其中详解了“故宫学”提出的缘由与学科框架。郑欣淼认为,故宫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三个方面,分别是故宫、故宫文物与故宫博物院。而以学科来区分的话,又可以分为22个子学科和支系,例如“故宫音乐学”、“故宫民族学”、“故宫古器物学”……而今,“故宫学”并非一个空壳概念,在这一框架下已有多本专著面世,如周乾的《故宫古建筑的结构艺术》、魏奕雄的《故宫国宝南迁纪事》等。

 

《故宫学概论》

2012年,单霁翔接棒故宫院长之职,任职七年内,他在不同场合的“金句”迭出。不过,反观专著作品,则是以严肃的工作论述为主。目前已出版的单霁翔专著作品,以文集、论丛为主,出版的各类图书超过70册,是历任故宫院长中专著最多的一位。

这70册书由几个系列组成,但是内容多有重复。以其中的“平安故宫·思行文丛”和“文化遗产保护论丛”两个系列为例,“平安故宫”系列从2012年起每年出版一本,是单霁翔当年的言论综编,每本分为“文章编”、“讲话编”、“报告编”、“提案编”、“访谈编”,把单霁翔一年以来在公共场合的演讲、稿件、访谈全部收录于此。这些文字与单霁翔的工作紧密联结,读者可以从其中读到他的工作理念和方式,但对于工作之外的生活,或是其他方面的研究,他谈得很少。

 

“平安故宫·思行文丛”之《壬辰集》、《癸巳集》

 

“文化遗产·思行文丛”之报告卷

而“文化遗产保护论丛”则是对“思行文丛”里“文章编”与“讲话编”进行摘选。“思行文丛”按照时间轴线来分,一年一本,每本书里关于故宫的各方面内容都有。“文化遗产保护论丛”则按相似主题来区分,例如《博物馆的市场营销》、《博物馆的文化责任》、《博物馆的文化传播》、《博物馆的观众服务》……文章还是那些文章,只是组合的形式重新更替。

 

“新视野·文化遗产保护论丛”系列

故宫的花边著作

历任故宫院长或是深耕专业领域,或是一心关怀故宫发展,出版的著作、文字似乎都还带着“院长包袱”,正正经经、四平八稳。相形之下,一些媒体人、故宫工作人员以故宫为主体写作的回忆录、杂文在写作过程中“放飞自我”,读起来更有趣味。

原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那志良1924年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,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前身,1933年,他押运故宫古物南迁,此后一生就职于台北故宫,后人将他的文字集结出版为《我与故宫五十年》。作为自传,那志良先生在写作时随性写意,因此也留下一些故宫“异闻”:1933年,在国民政府准备南迁故宫文物的前夜,宫里的工作人员坐在一起闲谈。有人问起为什么雨花阁上的四条大龙有一条用铁链锁住?那志良先生说因为这条龙曾在一个夜晚,从雨花阁的屋顶上下来,到皇后院中的大缸里喝水,被皇后看到,吓了一跳,第二天皇上就派人把它锁住,免得它再下来作祟。又有人说起,民国后,曾有消防队员在文渊阁站岗,看到一只黑狐,黑狐坐在文渊阁阶下,前脚并拢,上下摇动,像是给消防员作揖。消防员害怕,就解开裤子,向它小便,黑狐跑了,但他感觉有人在脸上打了一巴掌,第二天发现脸肿了半边……

龙狐传说,毕竟虚妄,要讨论故宫发展的现实问题,若能抓住要害,也会激发读者的阅读欲,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数日本媒体人野岛刚的《故宫物语》。书中,野岛刚直率地抛出问题“两岸故宫哪个好?差别在哪里?”让人眼前一亮。

根据他的对比分析认为:以往广泛流传的“北京故宫空壳说”不可轻信,具体来看,收藏品方面,北京故宫在数量上压倒性的多,台北故宫的收藏品相比来说体量极小,但是知名文物多。北京故宫是世界级的建筑,然而,作为博物馆而言,面积太大,让人难以专注于文物鉴赏。台北故宫的环境有利于鉴赏文物,但面积又实在太小,承载力不足。这样的结论读来平衡稳妥,似在预料之中,但其直率地阐发所想,直面问题,却是写作中可贵的品质。

责任编辑:健康养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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